作者程广云

诗人档案：

食指，男，原名郭路生，年生于山东。……

北岛，男，原名赵振开，年生于北京。……

舒婷，女，原名龚佩瑜，年生于福建。……

顾城，男，年生于北京，年死于新西兰激流岛。

海子，男，原名查海生，年生于安徽，年死于河北山海关。

关于“诗”与“诗人”，据说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定义：诗是诗人说的话，诗人是写诗的人。在这个循环定义中，典型地表现了当代中国诗的无名性和失语性危机。“诗”与“诗人”失去了自己的规定，演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

但是，诗人，按照他的本来含义，是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的价值填充者。而诗，则正是这样一种价值填充。诗人是运用诗这一“杠杆”翻转世界（将世界从无意义状态翻转为有意义状态）的人。但诗人却需要一个“阿基米德式支点”——价值信念。若他本身失去了意义的支撑，又怎么指望他创造意义？因此，诗的死亡正是根源于诗人自身的死亡。

“诗人死了！”这是如“上帝死了！”（尼采）和“人死了！”（福柯）等同样真实的事件。这是二十世纪世界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这一事件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在中国大陆简略而又迅速地重演了一番。

早在年，诗人哲学家刘小枫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就阐述过“诗人自杀的意义”。据说，中国诗人除屈原外，并无更多自杀先例。中国传统文化为诗人提供了审美逍遥的境界——庄禅境界。从陶潜到苏轼，中国传统诗人在这一境界中适性得意。他们或佛（诗佛王维），或道（诗仙李白），或儒（诗圣杜甫），或入世或出世，既不会精神分裂，更不会自杀杀人。只是到了现代，当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已经支离破碎而又尚未重新整合时，诗人自杀这一重大文化事件才会一再发生。

但是，诗人即使不自杀，仍然不意谓着有什么出路。刘小枫指出：诗人“没有出路的情形只有三条退路：自杀或疯狂，是第一条退路。……第二条退路是杀人。……第三条退路是麻木或沉醉。”这些预言在后来十年中国大陆诗坛中不幸言中。

年，诗人海子死了。生前他几乎不为人所知，死后声名与日俱增；

诗人北岛流亡异国他乡；

诗人舒婷走向散文；

诗人食指陷于疯狂；

年，诗人顾城之死曾引起过一阵轰动。这是世纪末中国文化人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文化蕴含，人们作了诸多评说；

而在他们身后，则是一群“麻木”或“沉醉”的诗人。……

相隔数年，当代中国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死以及诸多诗人作为诗人之死，给这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心灵黑洞。

海子和顾城的自杀（海子是自杀，顾城是杀人自杀）以及其他诗人的准自杀或类自杀方式是真正诗人的自杀方式。这就是说，除了一些外在的原因之外，诗人之死的主要原因是绝对内在的。在他们留下的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走向死亡的心灵轨迹，发现他们走向死亡的必然逻辑进程，而这一进程又多少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必然历史进程。

海子（-），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当代诗人。

如今，“崛起的诗群”早已成为散落的碎片。而我们至今珍藏的则是这样几位诗人肖像：他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尚待评说，但是，他们曾经一度甚至几度是新诗热潮的焦点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他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标志：真正的诗人是以诗为自己存在的方式。他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常人所不愿和不能付出的代价。

我们力图以这样几位诗人为基本座标，描画一群“崛起”的诗人从“前崛起”状态到“后崛起”状态的心灵轨迹。

这不是为诗人的错误和罪行辩护，而是为安息诗人的苦难的灵魂祈祷，——为他们对自己信念的真诚。

也许我们依然记得：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位列宁的警卫员名叫瓦西里。在革命与战争的苦难岁月里，有一次他安慰自己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说：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所具有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称为“历史理性”。

这种历史理性相信：历史总趋势、总方向是上升的、前进的，尽管道路曲折反复，历史究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这种历史理性本身包含一个悖论：“一切都会有的！”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的生命也在分分秒秒之间一点一滴地消失。而没有“我”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这种历史理性必然要求人们弃绝人的现实生命，弃绝人的个体生命，必然要求人们以牺牲过去、现在来创造未来，以牺牲“小我”来奉献“大我”。这种信念可以称为“生命激情”。

“历史理性”加上“生命激情”，这就是“红色”文化的精髓。

01

食指：“相信未来”与“热爱生命”

当时，像食指等的“白洋淀村落”和北岛、芒克等的《今天》这样的青年地下诗群，“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虽然他们在自身的磨难中对于所谓美好的社会现实逐步怀疑起来，但在他们灵魂深处，却依然残存着这种“红色”情结。

食指正是这样一个代表。年，他在北京写下了他的第一首代表作——《相信未来》：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相隔十年，他的信念依然那样坚定执着。年，他在北京写下了他的第二首代表作——《热爱生命》：

但我有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

虽是屡经挫败，我绝不轻从。

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

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这种“相信未来”的历史理性和“热爱生命”的生命激情，正是以食指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基本信念。但这一信念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关键在于：一个“自我”正在觉醒。这个“自我”正在毁灭他的信念。

对于“红色”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相信未来”的人，应当信奉历史“铁律”。而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则应当以血肉之躯来奉献历史：做路边的小花、小草，做铺路的沙子、石子，甚至炼成“钢铁”，做“齿轮和螺丝钉”。在历史车轮滚滚运转中，生命多么微不足道！因此，只有真正无私、忘我的人，才能确立这种信念。

但是，“崛起”的“自我”必将毁灭这种信念的根据。“自我”，不愿继续充当历史的手段或工具，但也不能充当历史的目的。因此，“自我”真正觉醒的人，必不因历史而弃绝生命，而将因生命而弃绝历史。

但食指却陷于两难。在他前后相隔十年的这两首代表作中，尽管基本信念始终一贯，但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前一首，诗人主要寄希望于“人们”或“他们”：“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这仍然是五、六、七十年代人们的主要心态。虽然诗人并不是一个“听话”、“跟着走”的乖孩子，虽然诗人对于当时人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习惯成自然，诗人还是在期望自己能够在未来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承认。后一首，诗人主要寄希望于“我”：“的确，我十分珍惜属于我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荒草野径”，“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这已经是八十年代人们的主要心态：“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未来是属于他人的，而生命则是属于自我的。因此，“相信未来”是相信他人，而“热爱生命”则是热爱自我。但诗人还是在两可之间，他无法弃绝什么，左也留恋，右也向往。诗人最终陷于疯狂，尽管他的疯狂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病因，但是，从诗人的文化人格来考虑，正是在这种左右两难中，他最终因“自我”与“他人”的分裂而疯狂。

食指的“相信未来”与“热爱生命”象征了一代人的迷惘和探索。虽然如食指等极少数诗人始终在二者之间彷徨，但绝大多数诗人却发出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呐喊：“自我”！“大写的人”！这引起了一片广阔的和遥远的回响。这是朦胧诗。

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诗坛，正是一片精神废墟。当时新诗千篇一律（按照徐敬亚的描述是：“古典+民歌”、“外在描写的场面”+“被某种政治倾向规定了的一致性表态”）。但是，一个青年诗群早已在地下涌动着。到了八十年代，他们终于崛起。有三篇诗论成为这个青年诗群崛起的宣言：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年3月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年第1期）。仿佛一轮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朦胧诗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声音和亮丽的色彩。这是一场精神瀑布，在当时时代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下，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冲击。凡是经历了这一诗潮洗礼的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感应。

顾城曾经说过，朦胧诗是一代青年自我表现的歌。这是刚刚从一个毁灭“人”、毁灭“我”的时代中逃出来的一代青年，这是他们写出来的一首首迷惘的诗，唱出来的一曲曲迷惘的歌。在自我毁灭的一片空白中，他们写着最新最美的文字，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也许，他们一度重建了“自我”。他们在迷惘中探索，周围是一片朦胧的风景。

朦胧，介于鲜明与模糊之间。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新时期朦胧诗人，就他们对现实的拒斥说，无疑是鲜明的，但就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说，则是模糊的。例如北岛诗作《迷途》，被公认为朦胧诗代表作，正是具备这一特征。因为现实——一切反人性的、反人道的现实是那样的顽强，而理想——一切人性的、人道的理想却是如此软弱，除了“人”呀、“我”呀几个抽象原则之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

朦胧诗开辟了一代青年自我回归的路。诗人告别了历史的阳光道，通过诗歌架设着自己生命的独木桥。这竟然引起了一场有关朦胧诗“懂”与“不懂”的争论。面对朦胧诗反对者们，舒婷曾经自信地和高傲地宣称：“你们不懂，你们的儿子、孙子会懂”。这句话表明了，朦胧诗人虽然努力于弘扬生命激情，但却依然残存着历史理性。他们开始回归自我，但却尚未达到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我”还有许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等。因此，这是一些“大写的人”。

在朦胧诗人中，徐敬亚曾经提出“引发全局的六位先锋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和梁小斌。我们以前面三位诗人为代表，揭示朦胧诗人所走过的三条典型路径。

02

北岛：“我不相信”与“我只想做一个人”（“我是人/我需要爱”）

虽然食指自认为有着“挑战的个性”，但却显得犹豫不决。而北岛则是坚定不移、始终不渝的。在“崛起的诗群”中，北岛是以一个真正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写于年的《回答》正是这样一个挑战者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在诗人心目中，这个现实世界是黑白颠倒的。因此，诗人拒斥这个现实世界，而又向往一个理想世界。由此，诗人选择了战士的身份，以建立一个理想世界为使命：“诗人应是战士。”“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一颗新星就这样升起来了，这是“自我”，大喝一声“我——不——相——信！”——一个敢于说“不”的挑战者，凌驾于世界之上，在对于世界的怀疑中，充满了自信；这是“大写的人”，敢于以一己微弱之躯、坦荡之心，担当人类的全部苦难；这是战士，敢于背叛生养自己的大地和哺育自己的过去、现在，从无比高远的天空和不可企及的未来中汲取全部力量。

这是一场战斗，一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血肉拼搏。这是一场孤独的、痛苦的和绝望的战斗。“一切都是命运”（《一切》）。命运不是别的，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生存境遇之间的固定冲突。一个世界挑战者的命运正是失败。但自我，却只有在与世界的较量中才能生存。战斗，是自我存在的证明。因此，这种失败正是一种光荣。

在战斗中，诗人呼唤爱。“在我和世界之间”（《一束》），爱是诗人在战斗中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雨夜》）

诗人甚至渴望停止战斗，在爱中获得平静的生活：“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红帆船》）。

谁不期望安宁的生活，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又如何能够忍受邪恶的肆虐？在“献给遇罗克”的两首诗——《宣告》、《结局或开始》中，诗人揭示了一个战士的命运：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一个英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理想而牺牲，而一个凡人则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牺牲：“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正是这样一篇人性的宣言、人道主义的宣言。

太阳的名义掩盖了黑暗的事实，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还是毁灭？沉默或是反抗？在《结局或开始》中，诗人和一个“不是英雄”的凡人共同思考：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面对死亡，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了这样一段坦白：“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的确，对于一个凡人来说，死了，即使成了“英雄”，成了一尊塑像，即使在这尊塑像前铺满了别人敬献的鲜花，依然是那么的空虚、令人战栗。人啊！只有自己活着，爱着，才是真实的、亲切的：

我是人

我需要爱

……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但是，一个人只能作为人活着、爱着。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他只能作出唯一的抉择：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这里依然纠缠着对未来的期盼和对生命的眷恋，但飘扬的和响亮的主题却是人性的旗帜、人道主义的号角。

这里，诗人两句最最平常的话：“我只想做一个人”、“我是人/我需要爱”，曾经打动了多少普通人的平常心。

总之，北岛诗的主题是“战斗”，但这种“战斗”却不是为实现社会的理想，而仅仅是为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北岛诗成为朦胧诗的关键。

诗人在迷途中摸索，独立不依而又孤立无援。在战斗中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爱。爱使战士获得休息，不致因疲劳紧张（“时刻准备着”、“绷紧斗争这根弦”）而疯狂猝死；而战斗则使爱者得到升华，不致因日常生活（“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而沉沦堕落。但爱在战斗中却必然遭到伤害。在无奈中，诗人只能祈求谅解：“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宽恕而冷漠/还有那平静的目光”（《枫叶和七颗星星》）。

战斗和爱的交织是北岛爱情诗的基本魅力所在。它使战士兼爱者的诗人留下了一首首经典的、不朽的爱情诗，如《路口》、《一束》、《雨夜》、《无题》、《红帆船》、《习惯》、《枫叶和七颗星星》等。

这些诗作闪耀着纯粹男性的光芒：敢爱敢恨，朝气蓬勃，活力四射。这种光芒在当时其他诗人那里，在当时江河、杨炼等等诗人那里，有着鲜明的见证。这是一个青春时代的反映。

北岛年的手稿《诗作十七首》共有17首早期诗

“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当年，李泽厚曾引用胡适这句话赞扬过鲁迅。在我们这一时代的诗人中，大约只有北岛和海子才能获得这一称许。

的确，北岛是孤立的。在无望的战斗和爱的生活中，诗人变得颓废起来。一位战士兼爱者的不幸不是理想不能变成现实，而是美好的理想一实现就化作丑恶的现实。这一注定的命运怎么不使诗人颓废呢？诗人是最早登上时代巅峰而又最早面临时代深渊的人之一，因而拥有人生的至高体验和深切感怀。

北岛又是强有力的。其人其诗达到了一种冷到极点的热度。但是，曾几何时，“北岛逐渐变成了一颗遥远的冰冷太阳”。

这是一颗“走向冬天”的“彗星”：

或许有彗星出现

拖曳着废墟中的瓦砾

和失败者的名字

让它们闪光、燃烧、化为灰烬

回来，我们重建家园

或永远走开，像彗星那样

灿烂而冷若冰霜

摈弃黑暗，又沉溺于黑暗中

穿过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

在回声四起的山谷里

你独自歌唱

（《彗星》）

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

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

我们绝不回去

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

谁醒了，谁就会知道

梦将降临大地

沉淀成早上的寒霜

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

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

而冰山连绵不断

成为一代人的塑像

（《走向冬天》）

诗人只有不计成败得失，心中装着明知不能实现的梦想，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不断前行，才能继续作为诗人生存下去。但这种不计成败得失的心理却必然导致无所谓和不在乎一类的玩世心态和颓废思想。在北岛晚期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诗人在本质上依然是严肃的和认真的，但却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这些现代主义或颓废主义的诗作，尽管充斥着某些高深的哲学文化理念，但与作者早期诗歌相比较，却多半丧失了生活的真情实感。在哲理与生活的关系上，其早期诗歌是生活的哲理，而其晚期诗歌则不过是哲理的生活，如其《白日梦》等。

北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已远离我们而去。在年以后，北岛流亡海外。由于流亡生活，北岛在他的文化之飘中，逐渐失去他的文化之根。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北岛同时进行小说、散文创作。虽然其中折射了类似的才华，但却不能给当时的人们以同样的触动。其小说、散文影响远远不如其诗歌影响。北岛的诗歌创作路径早已表明，北岛诗歌曾经拥有的纯粹诗歌魅力是他自己和其他人都不可再生的：

是笔在绝望中开花

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

是爱的光线醒来

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零度以上的风景》）

但是，在个别晚期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和体验北岛早期诗作的纯粹诗歌魅力。《歧路行》就是这样一首代表作。诗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坦白了诗人流亡天涯的心迹，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和冲击：

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

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在走出广场的危途中回头

为这世纪的落日送葬

如果诗是历史的故乡

乡愁就是守望

是时候了！早就有人说北岛过时了，为什么不说时代落伍了？当我们为腐败所窒息，而诗歌也跟着糜烂时，我们应当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青春涌动、生机盎然与活力四射的年代！北岛晚期诗歌里面，唯有这一首诗，回到早期孤立、冷峻和强力的气势！

但是，也有人说：北岛诗歌依然流行，是时代的不幸（徐晓）。

本文选自沈湘平、程光泉主编：《京师文化评论》.秋季号，总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