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域文化的主流，北起大同北端，南至运城风陵渡，沿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两岸作纵向布列，雁门关以北为游牧文化板块，灵石口以南属农耕文明板块，雁门关至灵石口则是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区，在明清之际，这一区域兴起了沟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商业文化，盛极一时，人们冠以“晋商文化”名号。朔城区所承载的地域文化属性与特质的主体当属游牧文化的组成部分。

朔城区地域文化的缘起

朔城区有古老文明和悠远文脉，因地处山西北部而在历史上被视为朔方荒漠。黑驼山下的峙峪村北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约2.8万年，所存石镞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远程冷兵器弓箭的鼻祖，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发现的数百件兽骨片刻有数字符号和围猎图案，是古老的艺术作品，是该地域早期游猎文明的实物证据，反映了古人类在这一方水土的繁衍和进步。

以农耕为生的华夏人和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原本是一家人，其文明的起始并无不同，皆源于游猎。后来，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匈奴人沿袭游猎文明，而华夏人新创了农耕文明。秦始皇嬴政灭六国后一统天下，虽然国力空前鼎盛，却苦无良策对付匈奴人的南下袭扰，于是筑长城阻隔，遂使两种文化板块分离。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这样记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xiǎnyǔn，战国以前匈奴之旧称）、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蓄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tuó）驼、驴、骡、駃騠（juétí，就是驴骡）、騊駼（táotú，良马）、驒騱（tuóxí，野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chán，铁柄短矛）。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同“毡”）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万里长城的建设，为朔城区所承载的文化提供了历史观察点，万里长城上的雁门雄关，则是审视该文化的最佳切入点。

雁门关

雁门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宁武、偏头关合称“三关”，也是中国“九大名关”之一，古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誉。《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雁门，古勾注、西陉之地，重峦叠巇（xī，山路艰难危险），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出于其间，故名。”关城附近峰峦耸峙，深壑阴森，中有路，盘旋幽曲，穿城而过，十分险要。山西关隘林立，然而“凡山西之关四十有余，皆踞隘保固，而耸拔雄壮，则雁门为最”（见明·乔宇《雁门山游记》）。

雁门关前身为勾注塞，因“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得名，其故地在铁裹门山口。南起太和岭口，经铁裹门至白草口，称作“勾注故道”。春秋时设险于勾注塞，《史记》有“赵襄子踰勾注而破并、代”的记载。汉、魏、晋时亦以山为塞。唐代于勾注山绝巅正式置关，《唐书·地理志》记载：“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崖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唐雁门关道与勾注故道是同一条路，关城于元末废毁，关城遗址在今铁裹门南山脊仍清晰可见。明初置守御所，洪武七年（），吉安侯陆亨向东移筑关城于今址，称名“雁门关”，唐代废关则称“古雁门关”。南起南口，经前腰铺、傅家坪，越上关城，过下关村，逾后腰铺，迄新广武城，谓“雁门关故道”。雁门关古今有异，不可不辨。

雁门关关城傍山就险，左辅右弼，东西两侧逶迤起伏的长城犹似苍龙蜿蜒回旋在群山峻岭之巅，将雁门东、西十八隘相连。这道长城东走茹越口、铁甲岭，连接平型关；西去阳方口，直抵黄河岸边的偏头关。关城墙堞烽墩，壁垒森严，给人以“城随山势转，关并塞云齐”之感，有东门、西门、小北门三座关门，采用巨石作基，城砖叠砌，门楼高耸，气势雄浑。

雁门关长城（摄影：智稔）

自春秋勾注塞经唐代西陉关，迄明初雁门关，这里几乎代代皆有战事，重大军事行动不下百次，是汉击匈奴、唐防突厥、宋御契丹、明阻瓦剌和俺答之要塞，来敌屡犯，兵家必争，是名副其实的历代戍守重地。春秋末期，赵襄子于“雁门山夏屋岭会盟”，诱杀代国国君，占代地而强赵，掀开了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分晋之战的序幕；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施军事改革，便发端和实践于雁门关；战国末期，赵国北边良将李牧镇守雁门，卓著战功，威震匈奴；秦朝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出守雁门，在此地加强武备以防匈奴进犯；汉武帝出巡雁门抗击匈奴，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李广等曾驰骋于雁门古塞内外，屡败匈奴，颇多建树；此后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就是在雁门关出塞，与匈奴和亲，迎来了“遥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安定、睦邻局面；隋炀帝出巡塞北，被突厥重兵围困于雁门，李渊派兵自太原驰援，突厥始毕可汗星夜逃遁；唐初大将薛仁贵驻守雁门防备突厥和郭子仪出兵雁门荡平安史之乱；五代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凭藉雁门关天险构建五代唐王朝；宋代杨家将镇守雁门三关，北击契丹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与阎锡山在雁门关十八隘口之一的太和岭口窑洞内谈判联合抗日成功，之后八路军师在雁门关十八隘口之一平型关歼灭侵华日军的“平型关大捷”、师的雁门关伏击战、师陈锡联团火烧雁门关下的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均发生在雁门关这个军事舞台上。雁门关“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对山西、京冀、中原之安危关系甚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雁门关是朔城区历史文化缘起点和参照物，舍雁门关而论说朔城区文化，就是缘木求鱼，不得要领。

朔城区地域文化的定名、定位、定内涵

朔城区所承载之地域文化何以名之？通常的做法是在“文化”前冠以地域名称，称之为“朔城区文化”。

对于朔城区这一特定地域来说，如此命名当然欠妥。“朔城区”之名，乃今人于近来所称，太过年轻而缺少了历史的厚度，万全之策当是从此一地域的历史名称中摘其适宜者而定之。

考朔城区历代曾用名，朔州以及北朔州之外，有马邑县（郡）、阴馆县、章昭、富代、雁门郡、平齐郡、怀宁县、归安县、中川县、梁城郡、北秀容郡、新城县、招远县、广宁郡、长宁县（郡）、开阳县、善阳县、代郡、鄯阳县、常宁县、大同军、大武军、神武军、平狄军、寰州、顺义县、朔宁府、固州、冀北道等。综合考量，其中最久远最响亮最具历史意义和文化含量的地名，当非“马邑”一名莫属。

秦代在今朔城区西北境筑马邑城，置马邑县，属雁门郡。《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另外，据清雍正版《朔州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筑城于此，用于养马备战，故称“马邑”。马邑的“邑”，其含义为“县”或“国”。《中华大字典》释“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汉高祖七年（前），韩王信迁都于此。王莽改马邑为“章昭”，东汉复称“马邑”。西晋永嘉年间，刘琨割马邑等5县地予拓拔猗卢，其地遂入北魏，马邑县废。隋大业初年改朔州为马邑郡，治善阳县，即今朔城区。唐武德年间改马邑郡为朔州，开元年间析鄯阳县地于大同军城（今神头镇马邑村）另置马邑县，天宝初年改朔州为马邑郡，后复为朔州。金贞祐年间升马邑县为固州，元代复为马邑县。清嘉庆初年，马邑县废，入朔州。

“马邑”一名自秦代问世，迄清代废止，其沿用时间之长，几乎与中国帝王专治的封建时代共始终，在塞外无出其右者。

朔城区地域文化以“马邑”为名号，舍此而无他。

马邑地处中华农耕文明咽喉部位和命门所在雁门关附近的第一重镇，是捍卫华夏大地的边关、要塞的塞外都市，历来为州、府衙署驻地，堪称“边塞之都”；因神马奔跑而致城池工程告竣的神话传说，为朔城区赢得一个历久不衰的胜名——马邑，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袭扰的重大战略决策“马邑之谋”，又为此一名号打上了深刻鲜明的历史印记。

名称一经确定，其品位自当凸显无遗：“马邑文化”的主体与重头，当属“边塞文化”。此边塞非“点”非“线”而是“片”和“面”，它覆盖了白草口长城“线”位和雁门关、广武城以及左云、右玉、天镇等“点”位所具备的同类型文化。

雁门关号称“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此“第一关”不仅因其地理位置排序，更因其与中华农耕文明生死攸关的极端重要性而得之。雁门关的重要，联动了塞外紧邻其地的重镇朔州马邑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边塞之都马邑文化的品位，应当高居中华边塞文化的首位，是以朔州马邑为载体彰显出的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全息立体大舞台。

名、位既定，内涵昭然。“边塞之都马邑文化”不再是自编自导自唱自演的二人台式的小情调，而应是中华民族命运跌宕起伏的大乐章。

昭君出塞图

提及朔州马邑，谙熟中国历史的人们当然会首先想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袭扰的战略决策“马邑之谋”以及卫青、霍去病两位汉武帝麾下的山西籍大将自雁门关和朔州马邑边城多次出击匈奴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昭君出塞”与“文姬归汉”之类中华民族大融合和大一统的美好篇章、边贸互市和胡汉通婚的其乐融融……中华民族大家庭各兄弟民族之间或因碰撞而“战”，或因融通而“和”，或因互市而“商”，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奏韶乐弄胡笳的亲情联姻、入关内售良马走口外谋生存的关塞经商边地开发，都曾经在朔州马邑这块土地上生发演进，并为马邑文化平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传奇的历史光彩。

马邑文化的人文精神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一方水土特殊的地理环境所生养之自然人及其群体，必定秉具异域他乡人所欠缺的品性与特质，尤其体现在精神方面。马邑特殊的地理环境、悠远的历史传承、厚重的文化积淀蕴育出马邑文化个性鲜明的人文精神。

马邑的历史与文化，前有阐述，以下仅就朔城区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地理环境试作探讨。

朔城区的“特殊地理环境”，生动地彰显于一首古民谣：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非枣梨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仅是说雁门关外的百姓分散居住形不成聚落，而且因着自然条件的局限导致斯土之民不讲斯文而颇多野性。“不养桑蚕不种麻”进一步说明了当地人乃不事农耕的牧人和猎户。“百里并非枣梨树，三春哪得桃杏花”两句说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既不生长枣、梨、桃、杏等内地习见的果树，更无桃花绽红、梨花放白、枣花飘香、杏花芳菲之美景展现。时当盛夏，此地却因纬度偏北、海拔较高而在雨过之后山头被白雪笼罩，狂风起处黄沙飞舞。这里昼夜温差甚大，夜幕退去之后的清晨冷得必须穿皮袄才可以御寒，到中午又由于太阳暴晒热得人身穿薄纱仍汗流浃背。

如此地理环境所养育的自然人及其群体，必定具备强健的体魄、率真的品性，吃苦耐劳，不会文过饰非、花言巧语，性格豪爽而不小肚鸡肠，认准目标，勇猛向前，满腔热血，忠肝义胆，其鲜明的个性特质表现在从身体到灵魂的所有层面。

马邑人的典型与典范，当属可作“名片”与“招牌人物”的尉迟敬德了。通过剖析此人的行状与特质，以期对马邑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感性认知和理性阐释。

尉迟敬德在其故里以打铁为谋生手段，是位极普通的社会底层劳动者。铁匠职业和塞外的自然环境，令他体形彪悍充满蛮力。如果不是因为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他大约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铁匠而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隋大业十三年（），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反隋，依附突厥，受封“定杨可汗”，尉迟敬德追随刘武周为将，成为乱世英雄。他降唐归顺李世民之后，忠于新主人，肝胆相照，万死不辞，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建功至伟。“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麾下诸将无人敢对太子李建成狠下杀手，尉迟敬德以马邑人的勇敢忠诚刺杀太子而义无反顾，为李世民登基称帝清除了最大障碍。李世民大约因为杀兄篡位而受到良心谴责，饱受梦魇困扰，尉迟敬德亲为之站岗守夜，护持主子，缘此他被尊为“门神”，从而形成中华民俗长盛不衰的“门神文化”。

朔城区的“人文精神”可用四句话十六个字概括：

吃苦耐劳，率真淳朴。

胸怀坦荡，豪爽大度。

责编：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