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万多年前的长江下游，史前聚落还十分稀少，仅在赣东北有个别发现，以山洞为居。但万年之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出现了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诸多遗址，到目前已发现20余处，均为临近河流的旷野型聚落，出现了农耕定居。虽然这些聚落存在时间差异，但总体上已成规模，并向周边扩展到东到括苍山、北到四明山北麓的广大范围。距今八千年前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下游南岸平原区，也均存在零散聚落。六七千年前是聚落大发展期，马家浜文化早期首先在宁镇山脉、宜溧山地一带骤然出现，并辐射到太湖以北、以南的山前地带，太湖东南嘉兴一带也有分布。晚期则遍布于太湖周边广大区域，密度明显增大，尤其是在良渚附近开始出现。钱塘江南岸的姚江一带则出现了3处以上河姆渡文化聚落。

(一)聚落的宏观地理变迁

在长江下游中段的繁昌缪墩以及巢湖东北的支流旁、宁镇以西的姑溪河—石臼湖流域、裕溪河流域，聚落都有零星发现。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分布目前还不太清楚，大体上在宁镇山脉至宜溧山地一带。崧泽时期是整个长江下游聚落大发展期。早期在西段出现了宿松黄鳝嘴、怀宁孙家城等少量黄鳝嘴文化聚落，但尚未形成较密集的聚群分布;中段的裕溪河流域、姑溪河—石臼湖流域聚落数量明显增多，并出现了聚群现象。中晚期在宁镇衰落的同时，巢湖流域则出现了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大规模聚落群。东段的太湖流域自崧泽文化开始进入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与马家浜文化相比，聚落在分布位置、连续性及密度上均发生较大变化，太湖东北、东南分布更为密集，而宜溧山地则有减少。崧泽文化中晚期，中心聚落与相应的聚落群更加广泛分布，湖州一带明显兴盛是一个突出现象。

崧泽文化末期在其他区域相继衰落减少的情况之下，太湖东南部和杭州湾西、北部增长较快。良渚文化聚落数量呈几何级数超常增加，空间分布密集，人口增幅呈跳跃性飙升指数。良渚初期在瓶窑、良渚一带原有崧泽晚期文化基础上，率先发展出良渚文化，到早中期之交聚落已相对密集，并出现了水利系统和良渚古城。在经过了早期的发展之后，嘉兴、上海福泉山和常州寺墩一带陆续形成多个有中心的聚落群，还向外围延伸到浙东、浙西南，并北跨长江到江淮东部。在良渚文化发展的同时，在皖西南则因薛家岗文化晚期的发达，而呈现繁荣趋势，聚落持续增多，并形成了以薛家岗、孙家城为中心的多个聚落群，一直到张四墩文化时期，但长江下游其他多数区域却呈现出衰落景象，各地聚落急剧减少。

在史前的最后阶段，整个长江下游在良渚文化衰亡之后，钱山漾文化的聚落仅在太湖以南、钱塘江下游两岸有一定分布;广富林文化的聚落分布稀疏，两者都无法与良渚文化相比。其他区域也难以看到昔日的繁荣景象。纵观整个区域的聚落变迁，自万年之前起于赣东北的山间盆地，经钱塘江中游浙西南山地河谷地带上山文化的快速发展，再往北移至钱塘江南岸的狭促平原，聚落都没有密集的成群分布。马家浜文化时期在环太湖西、南的山地和山前地带以及东南部平原区增多，并在宁镇及以西地区短暂发展。崧泽时期成为聚落发展的重要转折，全域广布特别是沿长江两岸新兴了大批聚落。良渚时期则以太湖流域独占鳌头，成为聚落分布最密集之地。

(二)聚落等级的发展

距今七千年之前，整个区域的聚落并未显现出明显等级差异，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古河道与人工环壕相结合的现象，也只是作为防卫需要。自崧泽中晚期开始，因为少数超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等级差异才日趋明显，如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含山凌家滩、几十万平方米的张家港东山村，都是当时重要的中心聚落。不同聚落之间已存在着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的差异，甚至还有中间层次的聚落。等级差异还体现在聚落内部功能的细化、墓地的分化等方面，诸如凌家滩大型祭坛出现、高等级墓地与普通墓地分离、随葬品差异巨大，都是社会复杂化已经开始的重要表征。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自崧泽末期至良渚早期开始，在良渚一带官井头聚落的墓地中对玉器的使用已出现了分化。

良渚早期瑶山墓地出现了大型祭坛和高等级墓葬，随葬大量玉石器成为重要的身份象征，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达余件(套)，与庙前等普通墓地形成了巨大差别。大略从良渚中期偏早开始，反山墓地更是一处相对独立、可称之为“王陵”的墓地，与周边大量普通墓地截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良渚一带采用“草裹泥包”堆砌的高低坝水利系统，对于蓄洪调节水源已有整体的规划，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千米的蓄水库区。而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人工堆筑基址，以及稍后完成的总面积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的城墙，还有更外围围成多万平方米的的外廓城，城墙外的护城河与内城河与主河道之间开挖的支河道，形成城内的“井”字形河网，构成颇为完整的水路系统。与此同时，整个太湖流域出现了多个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以玉为葬的高等级墓地，如江阴高城墩、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但与瑶山、反山墓地均无法比拟，从而成为次一等级的中心聚落。

中心聚落之外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普通聚落，在良渚古城外围的临平玉架山出现了6个环壕小聚落集中分布而组成的聚落群，茅山遗址则可能是以从事稻耕为主的基层聚落，其他次中心聚落周围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良渚一带以莫角山为核心，以古城为重点，辅以水坝、河网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中心聚落，经过了缜密规划，最终成为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一个可能具有一定集权特征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已在良渚文化形成。在长江下游西段，虽然没有出现如此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显著的社会等级，但薛家岗文化晚期也出现了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只是墓地所见的分化并未特别明显，虽然最重要的薛家岗M44随葬品达45件，并有13、11孔石刀和彩绘石钺、少量玉器;M40随葬品30件，有9孔石刀和玉钺、彩绘石钺等，但同一墓地中的墓葬差别并不太大，与良渚高等级墓葬相比更是相形见绌，社会分化程度并不特别严重。而在略晚的怀宁孙家城遗址，张四墩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聚落，但总体上聚落群只呈现为两级结构，社会复杂化还未达到足够的程度。

(三)礼仪文化的繁荣

“事死如事生”是史前时期重要的社会内容。长江下游的丧葬礼仪表现在祭坛的出现、墓葬规制的形成和等级的出现、葬仪的发展(葬品种类、摆放和穿戴)、特殊产品的使用(早期的彩陶，玉龟和真龟、陶龟的使用，玉琮、璧等)等方面。自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对于丧葬礼仪的重视已初现端倪。距今年左右，凌家滩文化率先出现了在自然高地上的石筑祭坛和依附祭坛却独立于生活区的大型墓地，作为具有一定身份的成员葬地，而非普通的社会群体所用。墓地中对于不同身份墓主的埋葬也十分讲究，十分显贵的高等级墓葬都葬于祭坛南半部，随葬较多的玉器和石器，而掌握玉石制造技术的“工匠”大都埋葬于祭坛西部。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初期，部分聚落出现了面积不大的土筑祭坛，整体呈覆斗状，但却是作为独立的祭祀场所，墓葬并不与其相配，如浙江嘉兴南河浜、江苏无锡邱承墩，江苏昆山赵陵山虽承袭了这一形式，但稍晚出现了“趋坛而葬”的过程。

良渚早期的瑶山祭坛则可能揉合了凌家滩与崧泽两种不同的祭坛风格，是在自然高地上用土构筑坛体，高等级墓葬则依附于坛体南半部。至少从良渚中期开始，高等级墓葬开始出现专门营建的高土台，而很少利用自然高地，与此同时大型祭坛似又出现衰落。到目前为止，在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均未发现可以定为祭坛的遗迹。对玉器的使用及相关礼仪的形成，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玉礼器系统是从作为装饰的玉器演变而来，在凌家滩文化中晚期，便已出现复杂的玉器使用现象，以及尚在完善之中的礼制，在墓主下葬过程中具有一套复杂的丧葬礼仪，如高等级墓葬在棺底铺有成排石锛、凿，身下和身上叠置石钺等，胸前配戴成组的玉璜，而棺外则随葬陶器等，不少器类还有成对随葬之仪。但凌家滩总体上还没有清晰、规范的制度，相互之间的配伍关系并不十分稳定，处于创新发展状态。张家港东山村墓地虽没有凌家滩复杂，但也已有相当的规范。

结语

良渚文化自早期开始，高等级墓葬以随葬玉器为主，特别是琮、璧、钺等高级别玉礼器种类和数量极其丰富，形成了一整套以玉器使用为核心的较完善礼仪，玉琮、璧、璜、钺、各种头饰和柄饰，创造的“神人兽面”，都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钺也成为显贵男性的权杖，玉璜则成为女性的象征。除玉器外，随葬品中的陶器组合也更加规范。以玉器为核心的整套礼制，已成为良渚社会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