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和重建，到了十八世纪初期扬州开始逐渐恢复到之前的繁荣状态。由于两淮盐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清政府采取了“恤商裕课”政策，盐商的资本也重新得以积累和壮大。自康熙二十三年（）年后，康熙将扬州列为每次南巡的必到之地，盐商们为迎接圣驾，在扬州城大兴土木，广修园林，重新恢复了扬州城旧日繁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数量多，商业人口比重大。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统计，清代中期（乾隆四十一年）扬州府人口达到了.7万，当时江苏省总人口为.6万，占到了全省人口的15.9%，为各府之最。

据《嘉靖惟扬志》记载“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不难看出，由于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特点，一直以来就是外来人口汇集的地方，大批商人、手工业者、文人和游民寄居于此。此外，扬州人“喜商贾，不事农业”的民俗历史由来已久，《新唐书·李袭誉传》就提到“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业”。这一点到了清代更甚，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写道：“江都当江淮之衝要，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庶，为诸邑最。”

由于两淮盐运使公署设立在扬州城，在扬州的外来人口中，盐商占据了极大的势力，扬州盐商中本地人为数甚少，以陕西、山西、徽州、江西、湖南等地商人为主，各地商馆商会林立。资助扬州画派的盐商就以徽籍商人为主。由于盐业经济的强大吸引力，带动了其它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漆器、玉器为主的手工业者和以服饰餐饮娱乐为主的服务业者更是不计其数。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四方富贾，宦游者，买妾皆称扬州，麇至而蝇聚，填塞衢市。”

由此可见，商人数目之多，富有程度之高，在当时扬州的人口中占到了最多比例。扬州城中的文人数量仅次于工商业者，包括了诗人、画家、戏曲家、文学家、学者等，所谓扬州新城多“富商大贾”，而“旧城多缙绅家”。不仅是因为扬州本身具有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文化商品业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也吸引了天下文人聚集于此，同时养士之风在盐商群体内盛行，优厚的资助条件和对文人的重视和尊重也使众多文人随之定居扬州，包括袁宏道、孔尚任、姚鼐等都曾长居扬州。清初来扬州的第一个大画家是明末皇室后裔石涛，他开“扬州画派”之新声，使得扬州书画市场活跃，名扬天下。

扬州画派的画家中大部分也是外省文人，被列入“扬州八怪”的十五人中，只有高翔是扬州人，郑燮和李鱓来自扬州府所属兴化县，来自江苏其它地区的画家有南京的杨法、南通的李方膺、淮安的边寿民，徽籍画家有休宁人汪士慎、怀宁人李葂、歙县人罗聘，浙籍画家有钱塘人金农、宁波人陈撰，闽籍画家有上杭人华岩、宁化人黄慎，此外还有山东胶州的高凤翔和江西南昌的闽贞。可以说，扬州文化带有显着的移民文化特征，开放包容，求新求变，这一特点也充分反映于扬州画派的创作中，这也是扬州当时经济状况在文化方面的一个映射和观照。手工业发达，富有地方文化特色。

由于扬州富商巨贾云集、生活精致奢侈，带动了当地制作手工业的发展和发达，包括漆器、玉器、刺绣、香器等，这类手工业都属于工艺制作业，审美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以满足当地士大夫阶层和大商人群体的装饰、用度、人情酬应和对外贸易。另一类是为了适应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沿承的文化类手工业，包括制笔、制墨和雕版印刷等。此外还有为了满足普通市民日常需要的纺织、竹器、香粉等行业。这些手工业都具备很高的制作水平，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风格，特别是扬州的漆器，种类繁多、工艺复杂、制作精良、设计精美，并出现了将雕漆工艺和镶嵌工艺相结合的“漆沙砚”，受到富商和缙绅的追捧。此外，水运的发达带动了扬州的造船业迅速发展，运输、出行、游玩都需要用船。

在当时的扬州，船已经成为主要的市内交通工具，清初画家石涛在其小诗中就描述了一次轻舟出行：“黎明努力趁轻舟，休待东升暑气投。文笔一峰天使驻，广陵渡口客星留。”雕版印刷业的发达使扬州成为当时全国的刻书出版业中心之一，官刻和私刻都出品了大量高质量的书籍刻本，对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担任江宁织造兼任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期间，奉旨刊刻《全唐诗》，从校补、雕刻到印刷、装潢都精益求精，全书共九百卷，收录了两千二百余位诗人的四万八千多首作品，堪称雕版印刷的经典之作。在私刻方面，扬州盐商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在家中设有刻印坊，版刻极为精良，刻有《说文解字》、《广韵》、《玉篇》、朱彝尊《经义考》等，世称“马版”。